801【樊楼之辩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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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楼。
自从改成这个名字之后，文人就喜欢来此宴饮，商贾也跟着附庸风雅。
一个大约四十岁的读书人，此刻拿着杂志，站在大堂里说：“这篇雄文，是苍虚子的新作，针砭时弊，句句入理……”
明代小说作者，全部使用笔名，甚至连笔名都懒得留下，出版时只注明“某某编校”。如今刊物流行起来，除了诗词之外，其余文章也喜欢用笔名。
这位“苍虚子”，鬼知道是谁，经常写文章指点江山。
那读书人念道：“《礼记·内则》有云：子能食食，教以右手……七年，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。八年……”
读书人害怕有食客听不懂，念完一段，便翻译一段：“什么意思？就是《礼记》定了规矩，孩童能吃饭了，教他们用右手。孩子会说话了，要教他们应答之礼。男童用唯，女童用俞。身上带的荷包，男童用皮革做的，长大了能够武勇；女童用丝帛做的，长大了能够纺织。到了七岁，男女就不该同席吃饭……到了十岁，男孩要离家学习诗书、算数，女孩要在家中学习做家务……”
“这男人该做什么，女人该做什么，一出生就定下来了。圣贤传下来的道理，又怎会出错？”
“当今圣天子，学究天人，悟出格位论。格位论的道理，我等读书人都赞同。格位论说，世间人格平等，但位格有不同。男女也平等，但司职不同。男为乾，女为坤，男为刚，女为柔，男主外，女主内。苍虚子先生，也认为男女该平等，但应该各司其职。男人在外面忙活，女人就该持家在内，如此夫妻和谐，才能家业兴旺。”
“《易·家人卦》也说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。这女人出来抛头露面，既违背了《礼记》，也违背了《易经》。长此以往，男女之位不正，天地大义不存！”
“而今，男童女童，共坐一室读书，此不顾男女有别，大大的有伤风化！又有女子为官为吏，整日与男人厮混，此非伤风败俗？这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有女子参加科举……”
“嗙！”
就在此时，一个年轻学子猛拍桌子，站起来指着那读书人大骂：“胡说八道，混账至极！”
读书人被突然打断，阴沉着脸问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年轻学子昂首挺胸：“在下唐甄，字铸万，四川达州人，成都大学毕业，乃本科的赶考士子！”
中年读书人顿时有了话头：“既为赶考士子，那更该帮着我说话，怎能让女子占了科举名额？你不该来捣乱！”
明代就已经出现女权思想，准确来说是平权思想。
历史上，唐甄在满清做了十个月知县，干得不痛快便去经商，晚年不做生意了又去讲学。此君的“德位论”，跟赵瀚的“格位论”很像。
他认为天地平等，众生平等，男女平等。
天在地之上，是位不同。地在天之下，是一种谦让美德。夫在上，是位；妻在下，是德。夫妻之间，是平等的，应该互相尊重。夫妻关系，是社会的基础。丈夫不尊重妻子，就会家道不和。皇帝、官员、百姓也是平等的。皇帝不尊重臣子，官员不尊重百姓，此国必亡。
唐甄指着对方，问道：“男耕女织可否？”
中年读书人说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唐甄又问：“你可去乡下看看，田野耕作之民，是否也有女子？”
“这……”中年读书人辩解道，“田间女子，是去给丈夫送饭的，顺便帮一些小忙。”
“你要么是自欺欺人，要么就不知农事，”唐甄丝毫不给其留面子，“别的地方我不清楚，但在我四川，根本没有男耕女织之别！到了农忙时节，农妇也要下田插秧，农妇也要割稻打谷，农妇也要挑粪浇地。蚕桑之事，男子也要采桑，男子也要喂蚕，男子也要剥丝。哪来的什么男耕女织？”
中年读书人属于前朝秀才，圣贤经典读过许多，大道理也满肚子都是。可面对这种事实，他完全不知如何反驳，只能硬着头皮说：“川蜀之地，教化不兴，须当注意男女有别。”
唐甄讥讽道：“注意男女有别，难道只能男耕女织？插秧时节就那几天，现在农民都分了土地，家家户户田多得很。难道丈夫插秧忙不过来，妻子只能在家干着急？为了所谓的男耕女织，把农事误了谁来负责？你去帮农民插秧吗？”
“我……”中年读书人在努力回忆经典，想从圣贤书中找到反驳之词。
唐甄却不给他喘息之机，继续说道：“你懂不懂什么叫世易时移？男耕女织，乃古之礼法。在下通读了历代农书，这种田的工具，是一直在变好的。古代农具简陋，耕田着实辛苦，女子力有不逮。而今农具精良，女子也能耕田种地，为何还要死抱着男耕女织不放？”
中年读书人放弃了在男耕女织上挣扎，试图转移话题：“咳咳……农事辛劳，既然女子可以帮忙，那酌情违背礼法也是可以的。但男主外、女主内，万万变不得……”
“荒谬！”
唐甄再次打断：“女人插秧耕田，就说明女人也可主外。男人采桑剥丝，就说明男人也可主内！”
中年读书人感觉抓住了漏洞：“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关键在于一个主字。女人帮着丈夫插秧，但做主的还是丈夫，农活还是要丈夫做得更多。”
唐甄笑道：“那女子也可参加科举啊，当今也没几个女子科举，也没几个女子做官。这科举的，做官的，还是以男子为主。这不跟妻子帮着丈夫插秧、丈夫帮着妻子剥丝一样吗？”
中年读书人郁闷得快吐血了，气急败坏道：“科举与农事哪能一样？国家抡才大典，此社稷之基，万万不可胡来！”
唐甄说道：“农为国本，农事也是社稷之基，与科举一般无二。阁下难道认为，农事不是社稷之基吗？”
“我……你……”
中年读书人很想晕过去，因为樊楼里的食客，许多都在看他笑话。
另一个读书人看不下去了，站出来帮忙道：“《礼记》有云，妇事舅姑，如事父母。鸡初鸣，咸盥漱，栉縰，笄总，衣绅……女子若是为官，忙于案牍之事，又如何孝敬公婆？”
唐甄反问道：“女子如果不做官，就能如《礼记》所言那样，每天鸡鸣之时，就摸黑起来伺候公婆吗？阁下的妻子，是否能够做到？”
第二个读书人愣了愣，随即说：“吾妻甚贤，自能做到！你不要扯这些没用的，如果女子科举做官，又哪有时间相夫教子？”
唐甄说道：“殷实之家，自可雇佣仆人伺候公婆，自可雇佣先生教习子女。贫寒之家，女子便不做官，也整日忙于生计，哪来的时间相夫教子？”
那读书人大怒：“你胡说八道，就算是贫寒之家，忙于生计也该相夫教子。更何况，雇佣仆人伺候公婆，能跟自己伺候一样吗？雇佣先生教习子女，能跟自己教导一样吗？”
唐甄负手而立：“在下两年前，就于成都大学毕业，一直在游历各地。特别是江南，纺织大兴，无数女子做织工。她们赚到的银两，远远多于丈夫，这已经不是帮忙了，而是真真正正的女主外！我去问过不少织工，她们没时间相夫教子，也没时间侍奉公婆。但她们同样家庭和睦，甚至公婆怜其辛苦，还会做好饭菜等儿媳回家享用！”
唐甄环视四周，指着许多食客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只知抱残守缺，只知男女有别，只知寻章摘典，何曾去关心乡下农民，何曾去纺织工厂里看过？”
“说得好！”
又一个年轻学子站起来，朝着食客们拱手：“在下颜元，字易直，河北博野人。河北屡遭兵灾天祸，人烟稀少，百不存一。朝廷不断移民，鼓励开垦荒地。我河北的女子，不论是本地的，还是外省移民的，在乡下哪个不跟丈夫一起劳作？垦荒你们见没见过？累人得很，肩挑背抬，女子何曾躲避？便是河北的城里女子，也因人丁不旺，照样做着男子的活计。博野县城最大的酒家，便是一个妇人在经营，她的丈夫反而只能帮工！”
颜元的思想，是从自身遭遇出发的，他在河北见过太多的人间惨事。
因此在历史上，他说如果没有女子，人类就不能繁衍，夫妻之间应该是平等。还说只知道斥责女子失贞，男子搞婚外情也该谴责。这种想法的诞生，大概是因为河北战乱，失去贞洁的女子太多。
这种平权思想的出现，一是因为生产力发展，女人可以做工，也可以干农活，经济地位必然带来家庭地位提升；二是因为改朝换代、战乱不休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礼教束缚。
赵瀚以皇帝的身份提出“格位论”，无疑又在其中浇了一勺油。
商景兰就在二楼吃酒，笑着说：“说得好，可以结交一番。”
刘淑英的目光，一直落在唐甄身上，说道：“天下也有好男儿，能为咱们女子说话。”
樊楼。
自从改成这个名字之后，文人就喜欢来此宴饮，商贾也跟着附庸风雅。
一个大约四十岁的读书人，此刻拿着杂志，站在大堂里说：“这篇雄文，是苍虚子的新作，针砭时弊，句句入理……”
明代小说作者，全部使用笔名，甚至连笔名都懒得留下，出版时只注明“某某编校”。如今刊物流行起来，除了诗词之外，其余文章也喜欢用笔名。
这位“苍虚子”，鬼知道是谁，经常写文章指点江山。
那读书人念道：“《礼记·内则》有云：子能食食，教以右手……七年，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。八年……”
读书人害怕有食客听不懂，念完一段，便翻译一段：“什么意思？就是《礼记》定了规矩，孩童能吃饭了，教他们用右手。孩子会说话了，要教他们应答之礼。男童用唯，女童用俞。身上带的荷包，男童用皮革做的，长大了能够武勇；女童用丝帛做的，长大了能够纺织。到了七岁，男女就不该同席吃饭……到了十岁，男孩要离家学习诗书、算数，女孩要在家中学习做家务……”
“这男人该做什么，女人该做什么，一出生就定下来了。圣贤传下来的道理，又怎会出错？”
“当今圣天子，学究天人，悟出格位论。格位论的道理，我等读书人都赞同。格位论说，世间人格平等，但位格有不同。男女也平等，但司职不同。男为乾，女为坤，男为刚，女为柔，男主外，女主内。苍虚子先生，也认为男女该平等，但应该各司其职。男人在外面忙活，女人就该持家在内，如此夫妻和谐，才能家业兴旺。”
“《易·家人卦》也说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。这女人出来抛头露面，既违背了《礼记》，也违背了《易经》。长此以往，男女之位不正，天地大义不存！”
“而今，男童女童，共坐一室读书，此不顾男女有别，大大的有伤风化！又有女子为官为吏，整日与男人厮混，此非伤风败俗？这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有女子参加科举……”
“嗙！”
就在此时，一个年轻学子猛拍桌子，站起来指着那读书人大骂：“胡说八道，混账至极！”
读书人被突然打断，阴沉着脸问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年轻学子昂首挺胸：“在下唐甄，字铸万，四川达州人，成都大学毕业，乃本科的赶考士子！”
中年读书人顿时有了话头：“既为赶考士子，那更该帮着我说话，怎能让女子占了科举名额？你不该来捣乱！”
明代就已经出现女权思想，准确来说是平权思想。
历史上，唐甄在满清做了十个月知县，干得不痛快便去经商，晚年不做生意了又去讲学。此君的“德位论”，跟赵瀚的“格位论”很像。
他认为天地平等，众生平等，男女平等。
天在地之上，是位不同。地在天之下，是一种谦让美德。夫在上，是位；妻在下，是德。夫妻之间，是平等的，应该互相尊重。夫妻关系，是社会的基础。丈夫不尊重妻子，就会家道不和。皇帝、官员、百姓也是平等的。皇帝不尊重臣子，官员不尊重百姓，此国必亡。
唐甄指着对方，问道：“男耕女织可否？”
中年读书人说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唐甄又问：“你可去乡下看看，田野耕作之民，是否也有女子？”
“这……”中年读书人辩解道，“田间女子，是去给丈夫送饭的，顺便帮一些小忙。”
“你要么是自欺欺人，要么就不知农事，”唐甄丝毫不给其留面子，“别的地方我不清楚，但在我四川，根本没有男耕女织之别！到了农忙时节，农妇也要下田插秧，农妇也要割稻打谷，农妇也要挑粪浇地。蚕桑之事，男子也要采桑，男子也要喂蚕，男子也要剥丝。哪来的什么男耕女织？”
中年读书人属于前朝秀才，圣贤经典读过许多，大道理也满肚子都是。可面对这种事实，他完全不知如何反驳，只能硬着头皮说：“川蜀之地，教化不兴，须当注意男女有别。”
唐甄讥讽道：“注意男女有别，难道只能男耕女织？插秧时节就那几天，现在农民都分了土地，家家户户田多得很。难道丈夫插秧忙不过来，妻子只能在家干着急？为了所谓的男耕女织，把农事误了谁来负责？你去帮农民插秧吗？”
“我……”中年读书人在努力回忆经典，想从圣贤书中找到反驳之词。
唐甄却不给他喘息之机，继续说道：“你懂不懂什么叫世易时移？男耕女织，乃古之礼法。在下通读了历代农书，这种田的工具，是一直在变好的。古代农具简陋，耕田着实辛苦，女子力有不逮。而今农具精良，女子也能耕田种地，为何还要死抱着男耕女织不放？”
中年读书人放弃了在男耕女织上挣扎，试图转移话题：“咳咳……农事辛劳，既然女子可以帮忙，那酌情违背礼法也是可以的。但男主外、女主内，万万变不得……”
“荒谬！”
唐甄再次打断：“女人插秧耕田，就说明女人也可主外。男人采桑剥丝，就说明男人也可主内！”
中年读书人感觉抓住了漏洞：“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关键在于一个主字。女人帮着丈夫插秧，但做主的还是丈夫，农活还是要丈夫做得更多。”
唐甄笑道：“那女子也可参加科举啊，当今也没几个女子科举，也没几个女子做官。这科举的，做官的，还是以男子为主。这不跟妻子帮着丈夫插秧、丈夫帮着妻子剥丝一样吗？”
中年读书人郁闷得快吐血了，气急败坏道：“科举与农事哪能一样？国家抡才大典，此社稷之基，万万不可胡来！”
唐甄说道：“农为国本，农事也是社稷之基，与科举一般无二。阁下难道认为，农事不是社稷之基吗？”
“我……你……”
中年读书人很想晕过去，因为樊楼里的食客，许多都在看他笑话。
另一个读书人看不下去了，站出来帮忙道：“《礼记》有云，妇事舅姑，如事父母。鸡初鸣，咸盥漱，栉縰，笄总，衣绅……女子若是为官，忙于案牍之事，又如何孝敬公婆？”
唐甄反问道：“女子如果不做官，就能如《礼记》所言那样，每天鸡鸣之时，就摸黑起来伺候公婆吗？阁下的妻子，是否能够做到？”
第二个读书人愣了愣，随即说：“吾妻甚贤，自能做到！你不要扯这些没用的，如果女子科举做官，又哪有时间相夫教子？”
唐甄说道：“殷实之家，自可雇佣仆人伺候公婆，自可雇佣先生教习子女。贫寒之家，女子便不做官，也整日忙于生计，哪来的时间相夫教子？”
那读书人大怒：“你胡说八道，就算是贫寒之家，忙于生计也该相夫教子。更何况，雇佣仆人伺候公婆，能跟自己伺候一样吗？雇佣先生教习子女，能跟自己教导一样吗？”
唐甄负手而立：“在下两年前，就于成都大学毕业，一直在游历各地。特别是江南，纺织大兴，无数女子做织工。她们赚到的银两，远远多于丈夫，这已经不是帮忙了，而是真真正正的女主外！我去问过不少织工，她们没时间相夫教子，也没时间侍奉公婆。但她们同样家庭和睦，甚至公婆怜其辛苦，还会做好饭菜等儿媳回家享用！”
唐甄环视四周，指着许多食客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只知抱残守缺，只知男女有别，只知寻章摘典，何曾去关心乡下农民，何曾去纺织工厂里看过？”
“说得好！”
又一个年轻学子站起来，朝着食客们拱手：“在下颜元，字易直，河北博野人。河北屡遭兵灾天祸，人烟稀少，百不存一。朝廷不断移民，鼓励开垦荒地。我河北的女子，不论是本地的，还是外省移民的，在乡下哪个不跟丈夫一起劳作？垦荒你们见没见过？累人得很，肩挑背抬，女子何曾躲避？便是河北的城里女子，也因人丁不旺，照样做着男子的活计。博野县城最大的酒家，便是一个妇人在经营，她的丈夫反而只能帮工！”
颜元的思想，是从自身遭遇出发的，他在河北见过太多的人间惨事。
因此在历史上，他说如果没有女子，人类就不能繁衍，夫妻之间应该是平等。还说只知道斥责女子失贞，男子搞婚外情也该谴责。这种想法的诞生，大概是因为河北战乱，失去贞洁的女子太多。
这种平权思想的出现，一是因为生产力发展，女人可以做工，也可以干农活，经济地位必然带来家庭地位提升；二是因为改朝换代、战乱不休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礼教束缚。
赵瀚以皇帝的身份提出“格位论”，无疑又在其中浇了一勺油。
商景兰就在二楼吃酒，笑着说：“说得好，可以结交一番。”
刘淑英的目光，一直落在唐甄身上，说道：“天下也有好男儿，能为咱们女子说话。”